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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上祠堂:祖先祭祀的民间传统

发稿时间:2017-12-26 08:47:04 来源: 文汇报 中国青年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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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清时期,祭祖是相当普遍的礼制实践,许多世家大族设有祠堂。然而对于不设祠堂的宗族而言,供奉纸上祠堂就成为了一种常见形式。据《肥乡县志》记载,“士大夫不尽立祠堂,奉神主于寝室,民间多画祖宗昭穆图供奉”;另据《风城县志》,“汉人供宗谱,宽可三四尺……按次开写先人名氏,男女夭亡者悉列入”。由于纸上祠堂难以保存,现今存世者多制作于清代,早期源流演变已难以详细考证。从分布范围来看,主要集中在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等地。各地尺寸大小不等,规格较大者高可达两米有余。纸上祠堂的造型设计,从以下典型案例中可以窥见一斑。

  豫北滑县的祖宗轴(图①)由下至上依次绘有祠堂山门、庭院以及拜殿。祠堂呈白墙灰瓦,山门上涂黑漆,为三间式。正门下设台基,配有相向而望的石狮一对,其屋脊上雕脊兽,屋檐下挂蝙蝠,寓意吉祥。门洞上方为庭院,其中绘有数量可观的牌位,上书祖先名讳。牌位区分左右排列整齐,向内侧倾斜呈镜像对称。庭院靠近偏门处画有松树两棵,另有鹿鹤各一对,牌位、松树、鹿和鹤皆沿祠堂中轴线呈对称分布。最靠内部的拜殿建筑物为重檐悬山式,正面可见四根黑漆立柱,屋脊上雕有繁复的脊兽,檐枋饰有彩绘,装饰华丽。

  另一种典型的纸上祠堂形式是山东潍坊的家堂(图②)。画面主要部分仍然为白墙灰瓦的祠堂,祠堂山门上悬“先祠”匾额,其后为称作“追远堂”的中厅,内设牌位、香案。中厅旁开两扇小门,由此得以进入二进天井,至于拜殿前。拜殿内有男女祖先二人,正面朝向观者,两位祖先中间的牌位上写着“始祖之位”,其后的山水屏风依稀可见。图中宗族后世子孙姿态各异,有骑于马上者,也有拱手作揖者,多三两成群彼此呼应,朝向祠堂门聚拢。后世子孙环绕祠堂门的排列,以及所有人恭敬的姿态皆有助于凸显图中祠堂建筑物的庄重感。

  由以上描述可见,纸上祠堂建构了一个始于祠堂山门外,终结于拜殿,充斥着丰富细节的虚拟空间。作为先人象征的牌位与祖先影像都被纳入祠堂建筑的空间结构中,按照现实祭祖仪式时的布局得到呈现。那么,纸上祠堂又是如何发挥礼仪功能的呢?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首先回溯至西周的宗庙。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:天子七庙,三昭三穆,与大(太)祖之庙而七。诸侯五庙,二昭二穆,与大祖之庙而五。大夫三庙,一昭一穆,与大祖之庙而三。士一庙。庶人祭于寝。

  从中可见,宗庙建筑形式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,其特点是对世系的强调。宗庙遵循严格的排列顺序,始祖居中,始祖以下第一世居左,称“昭”;第二世居右,称“穆”。以下凡三世、五世、七世等奇数后代皆为“昭”,四世、六世、八世等偶数后代皆为“穆”。昭穆次序,百世不乱。区分昭穆的传统在后世得到了长期延续。至于宋代,在宗族复兴的理想下,周代的宗法再度被启用,宋儒试图借用经典中的宗法原则与祭祀礼仪设计祠堂祭礼,以重建和维持宗族。

  作为一个物质性的实体,祠堂所提供的建筑空间本身就具有设定礼仪程序的作用——从祠堂门进入、沿中轴线穿过庭院、最终达于内殿前。始祖通常被祭祀于祠堂深处的内殿,而近祖则被祭祀于外部的享堂,愈靠近外围辈分愈低,因此祭拜者从祠堂门向内殿行进的过程,正是回归氏族初始的过程。祖先在祠堂中的位置,正如学者巫鸿多次指出的,隐含着从现时向遥远过去进行回溯的编年顺序,这个顺序帮助确定礼仪程序,而这个礼仪程序又使人们重温历史记忆,赋予自己的历史一个确定的结构。《礼记》中不下十次地强调宗庙礼仪是引导人们“不忘其初”,“返其所自身”,因此在仪式过程中祭拜者的行进路线不可打破,否则将无法达到仪式的效果。

  再由建筑转至平面,我们似乎可以认为,纸上祠堂的全正面构图中隐含着一种为观者设定的观看模式。当观者的目光沿着既定路线行进时,将会依次看见现实祠堂祭祖时所应当在眼前出现的景象,相反,不应当被看见的部分则被略去。通过目光移动,观者得以实现对祠堂祭拜过程的模拟,以此尽“报本反始之心,尊祖敬宗之意”。以山东潍坊的家堂为例,首先,观者与祠堂门外的后世子孙共享同一条视平线,目光望向祠堂门。而由门洞中进入后,则会发现自己处于一座庭院中,接着继续前行,穿过进入内殿的小门,便能够到达以画像作为象征的始祖跟前。至此,观者“报本反始”的目光之旅就结束了,图中并没有画出祠堂“寝”的部分、后部庭院或外围围墙,这些空间在现实祭祖仪式中不应当踏入,也无需被看见,因此便隐匿了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图中逝去祖先的姓名被按照昭穆之世的顺序,排列于纸上祠堂中画出的牌位里,与现实祠堂祭祖时宗族成员的排列方式相仿。其中,二、四、六、八世为昭,居左;三、五、七、九世为穆,居右。宗族女性成员列于其配偶身边,也在图中占有一席之地,不过皆有姓而无名。在灵魂依附于牌位的逻辑下,当纸上祠堂于除夕或中元节被悬挂展开时,祖先能够通过牌位中自己的名字找到相应位置并依附其上,以左昭右穆的方式与参与祭祀的子孙归属于同一序列之中。当参与祭祀者站立在纸上祠堂前,面对排列有序的祖先时,便得以将自身纳入宗族谱系之中,明确自身在其中的位置。

  伴随着需求的增大,部分纸上祠堂以拥有更高复制性的木刻版画形式进行生产。与手绘祠堂相比,木刻版画中祠堂时常以变形的方式得到呈现。在潍坊木刻家堂中,祠堂山门、变形后的梁柱与帷帐、拜殿屋檐相互连接形成封闭结构,使祠堂轮廓成为包围先人牌位的边框。在一些更为廉价的码子(图③)中,以祠堂下设牌位为形象的“家堂”自身成为一尊神,与土地、娘娘、喜神等民间众神并列,祖先被概念化乃至丧失包括名讳在内的所有个性。祭祀完毕后,依俗将码子焚烧,神便能以纸张为马,回到天界。

  从对纸上祠堂的讨论中可以看出,一方面国家礼制下渗至基层社会,另一方面地方艺术形式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,二者相结合,共同形塑了祖先祭祀的民间传统。

  (作者单位:牛津大学东方学系)

责任编辑:熊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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