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韩滉绘《五牛图》（局部）

　　国家博物馆最近举办了“回归之路——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流失文物回归展”，有两件非常著名的巨迹——东晋王珣的《伯远帖》和唐代韩滉的《五牛图》（10月17日前展出真迹）。这次展出有点遗憾，画作后面没有打开。如果是长柜子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后面赵孟頫的三段题跋、乾隆的五处题跋，由此可以看到它的历史。唐代的画都不署名，也不盖章，所以鉴定真假就是很重要的工作。上世纪50年代《五牛图》刚在香港露面的时候，周恩来就指示当时的文化部一定得派人去，首先看看这张画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再想办法买回来，过程非常复杂。最终，这幅真迹终于回到了我们的国家博物馆。

　　之前，还有两张画也号称是《五牛图》，一张在日本，一张可能在江南，都声称是原本的《五牛图》，这就需要鉴定。有段时间日本人开始写文章，说日本的这张是唐代的，故宫的那张是后来的仿制品。前几年又冒出一张民间的收藏，说上面有宋徽宗的题，这才是真的。面对任何文物，我们都应该弄清楚真伪问题。其实这个对专业人士来说并不太难，你只要好好看看那个画，知道唐代风格是什么样子的，唐代应该画出什么画，就清楚了。像日本的那张画，细细软软的，线条也细细的，一看就是宋元时期的风格。无锡的那张，一看就是明代以后仿制的，而宋徽宗的题，仿都不是仿，那直接就是伪作了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一位做收藏的老兄，拿来一张假的《八十七神仙卷》找我，当然他没有说是假的，因为他坚持认为是真的。那张画很长，他说是在内蒙古的一个佛塔上拿下来的，是辽代的。我问这张画有什么特点，他说有题记，这下我很兴奋。因为《八十七神仙卷》和《朝元仙仗图》长得都很相似，就是上面没有题记，尤其没有作者题记。而且，他说题记是契丹文字，读不懂。我有点兴趣，请他把画拿过来看看。我也不懂契丹文，不过没关系，在北大，懂契丹文的专家大有人在。我就请历史系的一位辽史专家来读，他读了以后，说这段文字里的大字和小字是混乱的，不是一种合规则的写法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我心里就有数了，这段题记很可能是从其他契丹文字抄来拼凑的。但是我没有揭穿。后来，这位老兄又到我办公室来，我说：“这幅画前面有几个大字，这几个大字是什么意思，你找人读了没？”他回答说找契丹文的专家读了，意思是“八十七神仙卷”。我一听，就知道这画百分之百是假的，因为“八十七神仙卷”是1937年徐悲鸿起的名字。在这之前，中国历史上没有哪张画叫作“八十七神仙卷”。当时，徐悲鸿数了画上的人是87位，就给自己收藏的这幅画起了“八十七神仙卷”这个名字。

　　不过,在书画鉴藏领域，真和假不是黑和白的关系，很多画是“灰色”的，不好说真和假。什么意思呢？真和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，很难用来评定画。举个例子，首都博物馆在地下的开发空间栽了一些竹子，日子长了就会变黄。为了好看，就刷上了绿油漆，竹叶也只能用假的。那么这个竹子是真还是假？竹竿本身百分之百是竹子的材料，那就是真的。可是上面刷油漆，竹叶也不对，看起来像真的，又不是真的。这个时候，真和假这对概念就不够用了。

　　去年年底，苏轼《枯木竹石图》以4.636亿港币的“天价”成交，但是，这幅画也存在同样的“真假”问题。到现在，学术界都很纠结，因为这幅画上面很多的题跋都有问题。所以，有时候拍卖依据的不是真和假的概念，而是商业逻辑。商业逻辑是什么呢？我买了之后全世界都知道，再过几年，我再卖的时候一定会涨价，这就是商业逻辑，不是真假逻辑。当年有一个老板托人请我去香港帮他看《枯木竹石图》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不是苏轼的专家，而且这位老板其实就是想买这幅画，希望我得出该买的结论。我说，我得不出你想要的结论，这个事情做不成。

　　书画鉴定的真和假的问题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就像法官在法院里断案一样，但有时候真的没有这么简单。再假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徐悲鸿画了一张画，谁都不知道，他送人了，由于匆忙没有盖章。后来，持有画的那个人去世了，孩子没把这张画当回事，结果就流出去了。家里老人说是徐悲鸿送的，那当然是徐悲鸿送的，可是上面没有徐悲鸿的题款和印章，他们就想办法把它弄得像徐悲鸿的，所以他们会找一个印章，模仿徐悲鸿的题记“悲鸿某年某月画”。然后书画鉴定家来了，专家一看题跋是假的，印章是假的，这张画就不去说了。

　　书画里面就是这个问题，印章假，题跋假，可是画不一定假。也有可能，真的印章和题跋被移到假画上，然后被裱到一起了。很多的画上面可能有几十个印，有的真、有的假，题跋也是这样的问题。所以说，有时候书画文物鉴定不是那么很简单，说真假就完了。这里面非常复杂，真假只是两端而已，大部分是在中间状态。再如徐悲鸿的收藏，他收藏有许多宋元明清绘画，但是他有个习惯，觉得不好的画、未画完的画，他就要亲自动手改动或添加。这样的画就是“古今合作”了。“真伪”的概念更不够用。

　　（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李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