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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

发稿时间:2017-10-04 09:30:17 来源: 北京晚报 中国青年网

  《后赤壁赋图》 南宋马和之。故宫博物院藏

  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,苏东坡是个既风雅又亲切的历史人物。人们提起他,不仅会想到他的诗文书法,还会想到作为美食的东坡肘子。这位活在宋代的文人艺术家,因其特殊的生活遭际,一生迁徙,走过中国最远的路程,又由此走出了中国文人最旷达的心胸。他的人与文,不仅慰藉同时代的文人,而且影响旷远,甚至辐射到每一个后世的中国人。可以说,无论你是怎样的性情,你总能在生命的某一刻与他相遇。而相遇最多的时刻,应该是在中秋来临之际。

  关于苏东坡的话题,仿佛永远没有断过,但今年,随着央视一部人文历史纪录片《苏东坡》(该片荣获第23届中国十佳电视纪录片最佳撰稿)的播出,新一轮的苏东坡热,似乎有了某种新意。而该片总撰稿人祝勇随之问世的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一书,更将人们的眼光投向故宫那些珍贵的历史藏品册页当中。在故宫寻找苏东坡,不得不说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人做这么系统的工作。而这工作其实相当于,将这个历史人物,置放在众多文人艺术家的作品脉络里考察。那些与之有关的不同时代的书法、绘画与历史典籍,自此成为通向苏东坡世界的更隐秘的精神密码。而当它们被文字、影像解析与复活的时候,鲜活地映现于我们眼前的,不仅是苏东坡本人,还有他同时代乃至后时代的文人艺术家。理解他们,也好像在理解自己,当然,更进一步的是,理解一个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谓为特殊的朝代——宋。

  东坡先生生于四川,在他生长的地方,祝勇与同样居于四川的作家阿来作此成都对话,让人读来既有精神上的共鸣,也有一种家乡人谈家乡人的亲切。

  ——编者

  ■祝勇: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作者、纪录片《苏东坡》总撰稿

  ■阿来:著名作家

  从艺术史原物进入

  祝勇:中秋节快到了,我们说苏东坡。有人说,苏东坡一生,写月亮的诗词有四十多首,我没有统计过。但我们都知道他的许多诗词说到了月亮。比如:“春宵一刻值千金,花有清香月有阴”;“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”;“料得年年断肠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;当然最有名的,还是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在中国人人会背诵。

  我们知道,在中国诗词中,自然的物象,大都被赋予了人文的内涵,而不再只是自然之物。比如在我的新书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里,我提到现存传为苏东坡的画作《枯木竹石图》里,石头、枯木被赋予的精神内涵。月亮也是一样,古往今来,不知有多少古诗词吟诵过月亮,对中国人来说,月亮不是一个荒芜冰冷、布满环形山的星球,而是人们情感的寄托。在这所有的诗词中,我认为苏东坡的这首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是写得最好的一首。因为这首词里,不仅有“起舞弄清影”的寂寞感,更有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温暖。

  这词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用于吟诵爱情,而是寄托对家人的思念,是写给弟弟苏辙的,但它表达的情感,天下通用。亲人分离两地,被收纳在一片相同的月光里,那也是一种相聚,在月光里相聚。中国人讲团圆,讲圆满,而中秋圆月,就成了团圆与圆满的化身。苏东坡的词句,终将化解人世间的冰冷与孤独,变成温暖和爱。

  阿来:一周以前,我刚好去了眉山,苏东坡老家,看了重修的三苏祠,看了欧阳修、黄庭坚等人的碑文,我们都在谈论苏东坡。我给他们推荐了这本书,我有一个朋友,刚好写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——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。苏东坡太迷人了,我也想写,没敢写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也是在三苏祠,读到了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。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行,是内部发行。才知道,写一个人原来可以这么写。祝勇这本书有意思,是它在内容上依托于苏东坡本人和同时代人留下的书法、绘画。

  祝勇:我写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这本书,不知道苏东坡的感受如何,他老人家是否同意我写这本书?一方面,写作此书,我诚惶诚恐,因为苏东坡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山,令我高山仰止。宋代诗有“苏黄”,词有“苏辛”,散文有“苏欧”,书法还有“苏黄米蔡”,写中国文学史、书法史、绘画史,甚至饮茶史、猪肉史(一笑),都绕不过苏东坡。他是一个枢纽式的,甚至是轴心式的人物,如我在书里说,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。他若不叫大师,中国就没有大师了。对他的精神世界,我不能完全了解,以我的知识结构,自然与他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写作这本书,我是壮着胆子。另一方面,他又是一个随和、亲切的人。他的朋友,上到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这些朝廷重臣,有的位及宰相,下到贩夫走卒。因此,我想他一定会对我的写作抱有宽容,不会对我有意见。我没有能力对苏东坡盖棺定论,我写作的过程,也是一个学习、认识的过程。我把这次写作当作与苏东坡交流的一次机会。

  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历代文物1864490件,大数是186万件吧,而且绝大部分是珍品,珍贵文物占93.19%,一般文物占6.39%,还有标本占0.42%,呈倒金字塔结构。这些文物中,就有苏东坡的真迹,尤其是书法真迹,像《治平帖》、《新岁展庆帖》、《人来得书帖》等。与他同时代的大政治家、艺术家,像欧阳修《灼艾帖》、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和《远行帖》等,也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。当然台北故宫也有。从这些“艺术史原物”出发,观察苏东坡,进而认识北宋那个文人群体,是一个很好的角度。

  书法的建筑学

  阿来:他们写的书法与我们今天不同,他们写的书法,如《寒食帖》,里面写“自我来黄州,已过三寒食”,都是在写自己的诗文,表达着自己的心绪,不像今天的书法家,写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其实自己一点也不高兴。

  祝勇:苏东坡写“大江东去”,跟今天书法家写“大江东去”,不是一回事。

  阿来:就说《寒食帖》,从字形、布局的变化里,可以读到他情绪的变化。甚至他写给儿子的一些书帖,其实就是一些书信、便条,是生活中最简单的交流。

  祝勇:就是今天的微信。

  阿来:但他的布局,竟然采取了近于今天自由体诗的形式,错落有致地排列。不像我们今天写字,要从左到右写满,写满了再起一行。他为什么在不该错行的时候错行呢?

  原因在于,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,是它本身具有建筑的美感。这种美构建起来的形式,不仅可以表达意思,更可以表达情感。

  因此,祝勇的书有所依托,结合这些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、流传有绪的书画文物,来探寻苏东坡,又没有像那些谈文物的书那样流于技术化。祝勇从这种坚实的依托出发,谈诗,谈文,谈艺术,更重要的,谈出人生、时代、信仰。

  苏东坡这个人,从政时是儒家。王安石改革,有他同意的地方,有他不同意的地方,他勇于表达。司马光要纠正王安石变法,又矫枉过正,走到另一个极端,他也反对。正是儒家的现世关怀的精神,使他有了这样一种勇气,这是入世的一面。但是当他被放逐,到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释家、道家的东西又出来发生影响。而这样复杂的精神世界,是依托于这些可见的艺术品来解读。

  我们目前的写作,最怕两种情况:要么写得很大,一堆空洞的东西;要么写得很小,一堆琐碎的东西。祝勇这本书,有具体的依托,又能展现一个更大的世界。不仅祝勇这本书如此,祝勇的其他作品,包括纪录片,都是如此。我上次和祝勇见面时说,我曾看过祝勇去日本拍摄纪录片写的文章,是写李鸿章马关条约,从具体情境出发,写得那么细致,又从微观中,折射那个时代的大格局。这种大小之间的往返、高低之间的往返、现实与精神的往返,他总是能自如地处理。我说得太长了吧?不好意思,中午喝了点酒。

  祝勇:感谢阿来兄的溢美之词。刚才他说到苏东坡书法里的错行,真是一个很好的细节。这些细节,非常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人的内心状态。因为我们描述古人,只能通过细节来体会他,一个人的内心世界,完全可以通过细节暴露出来。

  阿来兄所谈的错行细节,表现出苏东坡,或者说宋人写字时的任性与自由。我们都知道,在书法上,唐人尚法,宋人尚意。意思是说,唐人崇尚法度,比如唐代楷书,就比较讲求法度。楷的意思,是楷模,是范本,有了范本,美就可以复制。因此今天的小学生初学毛笔字,都要一笔一画地练习颜真卿、柳公权的楷书。唐人把汉字的结构研究透了,他们一个个都是美学建筑师,他们对诗歌(唐诗)韵律的把握、对汉字结构的掌握,实际上是对美的规律性(也就是客观性)的探寻,唐人对此独树一帜,难出其右。

  但规律(格律)本身,有时又是束缚,搞不好会成为教条。因此到了宋代,美的主观性增强了,表现在书法和绘画上,就是写意性增加了,就是阿来刚才说的,文字得以更直接地诉诸情感。苏东坡写字、作文,有时不讲“理”,不管不顾,所以李清照嫌他不讲求格律。讲什么呢?讲情,父子情、夫妻情(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)、兄弟情(“明月几时有”)、国家情,一生为情所困。

  他写《寒食帖》,不是要写“天下行书第三”,也没打算收入台北故宫,是他在心中郁积了很久的情绪,要在纸页上爆发。那是他在天高地远的黄州度过的第三个寒食节,凄风苦雨,情绪惆怅,有点要过不去了,非得要干点什么。干什么呢?喝酒,之后写字(也是写诗),就写了《寒食帖》,非写不可。“自我来黄州,已过三寒食”。情绪顿挫,尽显在纸页间。《寒食帖》中我最欣赏的,是“但见乌衔纸”中,“纸”字那一竖——他笔下的“纸”字,上面是“氏”,下面是“巾”,所以有一竖。那一竖他拉得很长,仿佛胸中郁积很久的苦闷,都在那一竖中得到了抒发。这一竖,不是书法家写得出来的,它属于苏东坡,彼时彼刻的苏东坡。我甚至向封面设计者建议,把这个“纸”字,作为苏东坡的精神符号,放在封面上。

  现实中的浪漫

  阿来:苏东坡是一个很真的人,在不同的境遇下,都在享受生命。刚才谈到他在黄州,难免悲苦。他得意的时候,也不掩饰。比如在密州,他写《密州初猎》: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,亲射虎,看孙郎。”我没背错吧?他没有掩饰自己是官员,太守去打猎,开玩笑,太守是市委书记兼市长,那还不前呼后拥,两个秘书长跟着。锦帽貂裘,高档服装,没有轻车简从,他一点不掩饰。他张扬的是生命的快乐,不能当了领导就放弃了生命的快乐。

  祝勇:这首《江城子》,他自己也挺得意,写朋友写信,说:“呵呵,数日前,猎于郊外,所获颇多,作得一阕,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,吹笛击鼓以为节,颇壮观也。”你看,他还用“呵呵”,今天微信的“呵呵”,版权在苏东坡那儿。

  阿来:他过得不好的时候,在黄州,他又写:“夜饮东坡醒复醉”。注意他的语序,是“醒复醉”,不是“醉复醒”。“醉复醒”是经常,我现在就有点醒了。他是“醒复醉”,醒了再醉。“归来仿佛三更”,回到他的雪堂。“家童鼻息已雷鸣”,家里下人打鼾像打雷一样。“敲门都不应,倚杖听江声”。要是我们就气死了,老婆不开门。他没有,不开门算了,老子拄着拐杖,到长江边上听江流的声音,也是一种诗意。

  他顺的时候,给国家政治建言;在杭州当领导的时候,老子就给你修一条苏堤。不让我干事,你们不能剥夺我的权利,我就造点酒,解决一下煮猪肉的问题,也是一种审美。他是一个很真的人,要享受生命。但并不是简单地说,老子今晚打个通宵麻将,他背后有信仰。他的信仰有思想资源,儒家的、道家的、佛家的,像他在黄州写《记承天寺夜游》,晚上睡不着,出来看看月亮,到承天寺,找张怀民。结果到承天寺,发现不用到别的地方去看,竹影交错,月光如水,看一阵回去了,都是特别美好的情怀,要是我们,一定悲苦无状。

  我们四川出了两个大文学家,一个是李白,一个是苏东坡。李白有时夸张过度,我读“蜀道难”,其实没有那么难,有点过分夸张。而苏东坡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浪漫乐观,这是我对苏东坡的理解。我也力争向他学习,尽管我没有发明煮猪肉,发明酒,但每当我吃猪肉、喝酒的时候,想到苏东坡也这么干的,心里就安定多了。

  祝勇:所以四川人幸福,能从喝酒、吃肉里找出文化感。说白了,就是更接地气。阿来兄说到苏东坡文化境界的博大,这使他有了一个宽广的文化背景。他的世界很博大,政治只是他的一部分,不是全部,尽管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,都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但这种儒家的现世关怀,也只是他精神的一部分。朝廷上有很多人看不惯苏东坡,一心想搞死他,假如宋朝没有赵匡胤不杀文臣的戒律,苏东坡那张乌鸦嘴,恐怕九条命也保不住。但苏东坡的政敌们打不垮他,就是因为他们只能在政治层面上打击他,在其他方面,他们无能为力。所以,在最困苦的岁月里,苏东坡仍然能够支撑下去,像他在儋州,“六无之地”,尤其难熬的是没有书,他仍然能够强韧地生存下去,因为他想了一个办法——抄书。他借来《汉书》《唐书》,和儿子苏过一起抄,抄完后那份兴奋,像穷人乍富一般,这是他自己说的。

  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,就是苏东坡是四川人,四川人天生有一种乐天精神。我不知道苏东坡的命运里,是否有文化冲突的成分,地域文化冲突。苏东坡是四川人,在河南做官,当时的首都汴京,就是河南开封。他说话直来直去,从不隐瞒观点,和朝廷里很多人合不来,或许也有地域文化冲突的成分,对同一事件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。(33-34版图片选自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)

责任编辑:熊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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